王紫晨 本报记者 刘丹

    赵任远下落不明，他的交通员马恩波解放后在阜新矿务局总机厂当科长，“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关押一年多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马德方参加地下工作的经历没被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任辽吉五地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长曾志的过问下，马恩波的冤案得以平反。经过市委党史办调查核实，马德方参加地下工作的历史也得到确认，并给予妥善安排。赵任远没有结过婚，没有后代，如今只有他写给地委的报告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一】

    赵任远被捕后，为加强地下工作，辽吉五地委成立了城工部，地委副书记曾志兼部长，副部长丁丹（阜新解放后曾任第一任市委书记）。同时和五军分区在离海州30来里地的衙门营子设立了敌军工作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杨大伦任站长，陈奔任副站长，调潜伏在阜新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刘昆任干事，具体负责汇总情报等工作。

    按照城工部的指示，黄永德同战斗在煤矿的地下工作者于俊接上了头。早在1945年年底，阜新地委从市区撤退时就在太平、新邱等煤矿安排共产党员张凤山、郭少云、韩仁阁、连金城等同志潜伏下来。1947年，辽吉五地委先后派在阜新当过矿工的阜彰县务欢池区一棵树村村长于俊和解放军排长张汉武打入太平矿，搜集情报，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了防守海州，国民党军队征用六千多名矿工和上千名市民，在海州城四周修筑各种碉堡七十多座，城壕十万多立方米。于俊、张凤山、曹景山等地下工作者利用参加修筑工事的机会，详细侦察了国民党军队在海州的布防情况，包括兵力部署、碉堡设置和布雷情况，并将这些情报绘制成图。8月底，由曹景山将情报藏在鞋帮里，混过国民党哨兵和特务的检查，送到五地委城工部。

    为了配合我军反攻，黄永德等地下工作者曾先后几次将国民党军队情报以及党政机关证件、介绍信等送往解放区。五地委城工部将他们搜集的情报汇编成《敌情汇集》，下发至党政军团职以上干部。1947年10月中旬，黄永德按照丁丹的指示，向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邓华司令员送去了《阜新城防图》，并向邓华司令员详细报告了海州、新邱和阜新县城国民党军队的情况。10月17日攻打新邱和阜新县城的战斗打响当晚，黄永德和郭九尊、朱东仁、王蕴朴、石成章、赵振忠、赵振贤等在阜新的地下工作者分成几个组，化装后带领我军战士分别行动，搜捕残敌，抓获六十多个国民党特务和土匪头子，对其中负隅顽抗和血债累累的，当即处决。经过这次打击，阜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基本瘫痪。由于我地下党组织及时准确地提供了敌人的情报，使整个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军全歼驻守新邱街的国民党暂编五十一师师部及第二团，敌少将师长唐葆黄走投无路，自杀于新邱街头。

    【二】

    王振武是黑山县白厂门人，家境贫寒，但他聪明好学，考上了伪满的医科学校，曾在伪满军队任上尉军医。他热爱祖国，仇恨日本侵略者，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脱离虎口。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王振武于1946年6月来到阜新（海州），开办了健生医院，以自己的医术为百姓治病，并借以谋生。同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刘昆和黄永德（当时刘昆和黄永德已打入东北保安第三支队第九团）在海州街上借散步谈士兵情况时，突然见到了王振武。当时刘昆转变话题，把刘昆所了解的王振武的情况向黄永德作了介绍，他听后也很钦佩。从此刘昆和黄永德经常去健生医院和他交谈。王振武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和腐败无能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在交谈中说：“刘昆早就应该跟共产党干革命，可惜机会失掉了。”当时刘昆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便向他公开了身份，并发展他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不久，健生医院也成了我党在阜新地区的秘密联络站。从此王振武对革命工作更加热情、积极。当地工领导人赵任远、黄永德在健生医院召集会议研究工作时，王振武除积极参与讨论外，还再三嘱咐妻子魏国英好好站岗放哨。同志们来到他家里，总是叫妻子为大家洗洗涮涮，热情安排食宿，千方百计保证安全。

    王振武在经济上也对我党的地下工作给予很大支持。每当同志们到外地工作经费有困难时，他总是把行医挣的钱毫不吝惜地拿出来给大家用。当时，黄永德曾经深受感动地说：“王振武对共产党十分忠诚，为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把他家中的钱和物都豁出来了，有时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平时王振武也常对同志们说：“一个人身上都有几斤血，到必要的时候，要一滴不留的献出来。”

    王振武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总是认真完成。有一次组织上要地下党组织迅速搞清国民党驻阜部队团以上军官姓名、简历、爱好和家庭情况。王振武利用他当医生的有利条件，通过给驻军官兵看病以及打牌、喝酒、闲谈等机会很快把情况搜集上来，及时报告了上级组织。

    王振武对革命、对同志总是那样舍生忘死，满腔热忱。地工领导人赵任远来阜后，提出要到黑山、新立屯、锦州等地熟悉情况，他挺身而出，关闭了医院，陪同前去开展工作。后来，赵任远去长春接受新的任务，王振武首先考虑要有充足的活动经费，才能很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因而送给赵任远一张名片，告诉他用钱时，就拿这张名片去找他的好友白天助医生。可万万没有想到，赵任远动身前在黑山县新立屯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从他身上搜出了王振武的名片。第二天王振武也在阜新海州被捕，他们先后被送到锦州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监狱。敌人为了扩大线索，几次审讯王振武，他死死咬定与赵任远没有任何政治关系。当审讯人员拿出从赵任远身上搜出的名片时，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个医生，只要到我那里看病的人，我都给名片，没有其他用意。”赵任远也坚持说他和王振武就是大夫和患者的关系，坚决保守秘密。军法处三番五次刑讯都毫无结果。后经组织及其好友姚秉钧四下活动，以40万元东北流通卷把王振武营救出来。

    王振武出狱后，同黄永德、魏恩寰同志一起到了辽吉五地委城工部，向副部长丁丹汇报了他和赵任远被捕经过，并提出亲自营救赵任远。丁丹当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和黄永德，并给他们50两大烟土（鸦片），作为营救的活动经费。他和黄永德、魏恩寰接受任务后回阜新海州的途中，在东梁附近被一伙地主武装围困，为了保护50两大烟土，足足与敌人周旋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们从腰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身份证”，才摆脱了这群坏蛋。回来后经多方探听，得知赵任远因案情重大已被解送沈阳。王振武又孤身一人赶到沈阳，虽经多方努力，未能查到赵任远的下落。

    阜新解放后，王振武任阜新矿总院和市立医院这两个医院的副院长，主持工作。为两个医院的建设，他外出招聘医务人员，千方百计购进医疗设备，为两个医院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辽沈战役期间，他还带领医疗队奔赴农村，救治伤员。1950年，他随丁丹到鸡西矿务局工作，离开了阜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一个革命者随时都要经受被捕、坐牢甚至杀头的严峻考验。王振武在日伪统治时期，两次坐牢，狱中的磨难使他更加觉醒和坚强，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气节。参加革命后，又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在狱中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机智、勇敢和宁死不屈精神。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王振武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黑山监狱，并于1970年1月23日含冤死在狱中。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党组织为王振武彻底平反昭雪，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三】

    1946年，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师进占阜新后，他们与地方反动武装相互勾结，无恶不作，对阜新外围的解放区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尤其对我军解放阜新全境是个很大的障碍。为了分化瓦解敌军，地委和军分区决定在距离阜新地区30余华里的衙门营子村设立敌军工作站。敌工站隶属辽吉五分区和五地委领导。分管敌工站的是五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杨大伦和五地委城工部副部长丁丹。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杨大伦兼任敌工站站长，陈奔为副站长。陈奔是云南人，中共党员，解放战争期间曾长期在东北军区敌工部、云南军官教导团、哈尔滨市敌工部从事对敌斗争工作。后来任辽吉五地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的丁丹，当时也在哈尔滨做敌工工作，和陈奔是战友，加上驻阜新的九十三军是云南龙云的旧部，因此调陈奔来五分区敌工站任副站长。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奔请求组织上将城工部的云南籍干部吕志杰调到敌工站做联络员。因为吕志杰与敌军中的一个营长陆占朝是同学，组织上同意了陈奔的请求。吕志杰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军内部做军事情报和散发传单等工作。组织上还决定，将陈奔从哈尔滨调来的几个人（是从国民党六十军中争取过来的团副、副官及参谋长等云南人）也充实到敌工站。为确保敌工站的工作安全，分区还为敌工站调来一个排负责武装警卫。1947年8月，敌工站组建完成。

    敌工站的工作方针是：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军营垒中的营、连、排下级军官上，想方设法拉出一个算一个，能拉出两个算两个。教育激发这些人的反蒋情绪，瓦解敌军心。经过我方教育启发，再将他们派回敌军内部做宣传鼓动与催化工作，以扩大影响面。敌工站的有利条件是陈奔手里带的张冲、艾斯其、周保中的亲笔信，还有林彪的信。这些信件都是直接写给九十三军军长陆文全及海州敌军二十师师长王世高的（王与陈奔也有同学关系）。如果我军一旦包围敌军，就将这些信件送出去，用以争取上层军官起义所备用的。为使敌工站顺利开展工作，当地区委、区政府及旗政府给予很大支持。区、旗政府给敌工站调拨了四匹好马，选派了可靠、精干的警卫、通讯及联络员多名，为敌工站的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从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18日阜新全境解放为止，除了完成敌工站本身的任务外，还与来犯的敌军展开了战斗。

    巴扎兰村距离衙门营子不太远，这一带时有国民党的军队和武装土匪来抢劫老百姓的粮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1947年12月26日，警卫排的战士正在进行操练，忽然传来了“嗒嗒”的机枪声，紧接着巴扎兰村有老百姓跑来报告说：“国民党军抢粮食来了！”警卫排的战士们听说敌人又来抢劫村民，便要求消灭来犯之敌。陈奔立即找到区、旗长商议，研究战斗部署。在这场战斗中，他们胜利地保卫了人民群众的财产与安全。

    政策攻心、瓦解敌军，是我敌工站的一项重要任务。吕志杰打入敌军营垒后，取得了敌军营长陆占朝的信任。陆占朝过去就倾向共产党，有着寻求革命的念头。在敌工站宣传教育下，他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化，对于整个部队的瓦解起到了催化作用。

    在散发传单中，区政府给予密切配合，区委书记王树良先后给陈奔选派了两名联络员。这些同志忠心耿耿，勇敢坚定，非常能干。其中有一个叫宋稼祥，有天黄昏时，陈奔亲自带吕志杰与宋接头见了面，向他详细地交代了任务和要求，当晚他们就混进了海州。吕志杰与他里应外合多次将传单散发在敌营里，每次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还有一个联络员，他及时地把传单送到了目的地，在返回的途中，不幸被“花子队”逮住，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只字不吐，最后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为敌工站的工作献出了宝贵生命。

    由于对敌开展了政策攻心，对于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敌军政人员中时常有人开小差，有的还跑到我解放区来，这就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战场作战。

    收集情报是敌工站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吕志杰做得很好，他先后给陈奔送出两份情报。1948年3月的一天，陈奔接到吕志杰从敌营中送来的情报，大意是：我做陆占朝的工作有了进展，但因陆方法不当，急于求成，被敌连长向师长王世高告发，陆已被敌软禁，说他目前处境很不好，请示怎么办？陈奔立即向五分区请示，分区首长指示：不必撤回，继续留下工作，陈奔及时指示吕志杰留敌营做工作。

    1948年3月17日，也就是阜新解放的前一天，陈奔收到了吕志杰派人送来的一份情报，大意是：各种迹象表明，敌人准备逃跑。收到这份情报后，陈奔感到非常重要，立刻派通讯员和警卫员骑马赶赴新立屯，向军分区首长作了汇报；同时又找到区委书记王树良，请他向冀察热辽军区二十一分区所属部队及阜新县委转达这个情况。陈奔又和通讯员、警卫员骑马亲自到新立屯，向军分区司令员作了报告，司令员指示他：“火速返回，准备进占海州。”

    根据司令员的指示，他火速返回衙门营子，找到了区委书记王树良，并具体做了安排，于第二天（3月18日）进了海州城。后来才知道，海州守敌果然是在3月17日夜逃跑的，在清河门一带遭到我二十一军分区所属部队的堵歼。

    海州守敌逃到义县后，吕志杰等人也随敌撤到义县，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阜新全境解放后，辽吉第五军分区敌工站也随着任务的变化，按上级指示，转设在锦义敌军外围，改称锦义敌工站，隶属冀察热辽军区二十一分区直接领导。陈奔在进入海州不久就离开了阜新，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德曾任阜新市首任副市长；刘昆曾任中共阜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九尊曾任阜新矿务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陈奔曾任云南省建工局副局长等职。